2012年12月06號，據譯雅馨深圳翻譯了解到，翻譯意義論大致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前語言學階段和語言學階段。這在中西方翻譯理論界都是一樣的。王建國（2009)指出，在前語言學階段，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對翻譯意義的論述大多流于感性,對意義缺乏較為深刻的認識,因而,與之相關的翻譯意義論難說有很強的科學性。正如紐馬克（Newmark 1981:4)所言，在前語言學時代的翻譯研究 主要是爭論直譯和意譯。二十世紀以來，語言學、語言哲學、認知科學的發展似乎給意義的 研究打幵了一扇明亮的窗口。“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翻譯理論對實踐中的‘直譯’和‘意譯’概 念多次進行了重新定義，對‘意義’進行了科學描寫，對翻譯現象進行了系統分析”。 (Munday, 2001:29)但翻譯意義論依然處于顛沛流離的狀態。

鑒于翻譯意義論在西方得到更加充分的闡述，下面簡單介紹一下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理論對翻譯意義的認識。

西方現當代翻譯意義論發展過程甚為曲折，經歷了追求意義完全對等到幾乎徹底放棄 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等值翻譯

Munday(2001:35—36)認為，在二十世紀50和60年代人們開始對翻譯進行更為系統的 研究,研究最多的就是意義和“對等”,之后二十年間,人們進一步對對等的性質進行了定義。

在這個階段，眾多譯論家如卡特福德(Catford)，克羅斯(Cmce)，拉夫維爾（Lefevere), 布勒克(Broeck)等圍繞著意義等值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等值翻譯論。

不過，就是在這個階段，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注意到了完全的意義對等是不可能的，例如，雅柯布遜(Jacobson，1959)就提出了對等其實是差異中的對等。因而，我們把他們的等 值翻譯觀看成模糊的意義等值觀。

(2)等效翻譯

奈達和泰伯（Nida&Taber, 1969:12)說過：“翻譯必須在目的語中找到最接近的自然 對等，首先是意義,然后是風格。” 1982年，他還出版了《翻譯意義》（rrcm^Ming Meaning) — 書。等效翻譯進一步深化了模糊的意義等值觀,把翻譯的中心放到了讀者的感受上，從而進 一步否定了完全的意義等值。應該說，奈達的等效論自問世以來，在翻譯研究領域引起了廣 泛的興趣。但是，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評，其焦點主要集中在怎樣衡量效果上。Munday (2001:43)說道:“等效的整個問題在于，衡量等效時不可避免譯者和批評者的主觀判斷”。

(3)文化轉向及對翻譯意義的否定

當前西方的幾個重要翻譯流派，例如翻譯研究派、多元體系、解構主義等都非常重視翻 譯研究中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因素的作用。（Gentzler, 1993)他們對翻譯的研究完全從 內部轉至外部，這些從文化角度探討翻譯的譯論家已經“放棄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 (Munday，2001:127)幾乎不再涉及翻譯內部的意義研究。以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為例， Munday (2001:171)認為,“從一開始，解構主義就對翻譯的語言基礎提出了質疑,拒絕意義 理論，否認翻譯的基礎是‘語言的一致和同一”’。解構主義翻譯派反對傳統的翻譯觀，認為 文本的結構與意義既不確定,又難以把握，翻譯的目的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 文和譯文的相互關系以及譯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作用。（廖七一，2000:22)

Malmkjccr (1998)認為，“自1960年以來,許多有關翻譯理論和實踐的文獻實際上主要 談論的是使用，而不是意義。當然，這種潮流部分原因是由于語用學的發展。然而，這和許 多翻譯學者對哲學和語言學等學科不能幫助他們構建一個滿意的理論而越來越感到失望脫 不了干系”。布龍菲爾德(Bloomfield, 1933:140)似乎早就預見到了意義論的這種命運，他 說:“對意義的研究是語言研究的弱項,將來還是，除非以后人類的知識遠遠超出了當前的水 平。”看來,鑒于“翻譯理論和語言的意義理論密切相關，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特定的意義，意 義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完全轉換只能是一種桕拉圖式的理想”。（Tymoczko,引自 馬會娟，2001)

至此，意義被西方翻譯學給邊緣化了。（劉宓慶，2005^243)或者,準確地說,西方的翻 譯理論研究的主流到這個階段已經對翻譯意義觀.或幾近絕望、或避而不談了。

翻譯意義論一路如此走來,其中原因莫不與語言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對意義的認識密切 相關。

劉宓慶(2001 ： 197)指出，“一些語言哲學家試圖在研究語言與非語言事實的關系的基礎 上，建立語言意義理論,認為語言的詞和句子的意義就是它們指稱或代表的非語言的事 實。……另一些語言哲學家則側重研究人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從人的思想、人的言語行為和語 言的具體使用，探討語言和言語的意義”。鑒于此，我們可以把語義觀大致分為兩種：非人文性 意義觀和人文性意義觀。中西翻譯理論中的意義觀的交鋒,就主要體現在信奉人文性意義觀 還是非人文性意義觀的譯論家的交鋒，同時又反映在兩個陣營內部不同意義觀的交鋒。

布龍菲爾德力戒對“意義”這個概念作出任何主觀性的定義，認為陳述意義永遠難以認 識。（許鈞，袁筱一，1998:27—28〉布氏的意義論正是沒有注意到意義的動態性和人文性，他 把意義看作是靜態的，等著讓人來認識，并作出最終的描寫。這種意義論反映到翻譯研究上必將導致不可譯論。我們無法否認，在語言使用當中確有某些部分可以做靜態的意義分 析,但正如Dancette (1997:82—83)所言，“意義不是一個恒量,它依賴于語境，但是，意義也 不都是變化不定的”。

一些人文性意義觀則往往否定意義具有穩定性的一面。“伽達默爾（Gadamer)認為鑒 于理解的歷史性,本文交際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已演變成了一系列他 者，因而，理解根本無法去復制本文交際者的原意”(原意指原作意義）。（謝天振,2000)這樣 的意義觀在當代翻譯研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例如，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認為,譯者創造 了原文，原文不斷地被重寫，每一次閱讀或翻譯都是對原文的重構。（Genztler，1993： 149) 這種極端的動態意義觀則直接導致翻譯研究中的“不忠實”觀，因為持這種動態意義觀的人 往往認為,意義是隨著不同時空中人的理解而不同的，因而意義具有強烈的人文色彩，以這 種具有強烈個性、主觀的意義去談忠實翻譯是不確切的。

一言蔽之，傳統上，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翻譯理論對意義的認識都具有感性和玄學色彩， 對意義缺乏系統的研究。及至西方現、當代譯論前期，譯界學者深受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發展 的影響,幵始尋求翻譯研究的科學性，追求對意義的科學分析，對意義分類,講究等值。但由 于意義分類的層次性、交叉性、無窮性，他們的等值分析始終具有模糊性、且難以窮盡。在這 個時期不少譯論家對意義忠實論產生了動搖，轉向對意識形態與翻譯的研究,提出翻譯研究 的文化轉向，這表現在翻譯研究派、多元體系派翻譯理論、解構主義翻譯派的產生。這些派 系的理論家大多數放棄了等值翻譯論,承認意義的不確定性和變化性，放棄了“忠實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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