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據(jù)譯雅馨深圳翻譯公司獲悉，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翻譯批評不僅越來越受到關注，更肩負著“給文學翻譯一個方向”。

長久以來，正如法國當代著名的翻譯實踐家、理論家貝爾曼所說，翻譯一直處于一種“被遮掩、被壓制、被排斥狀態(tài)和仆人狀態(tài)”（Berman,1984:15）。在誕生了無數(shù)成功的譯作，攻克了無數(shù)的不可能之后，那句意大利名言“traduttore tradittore”仍然能被用作對翻譯的評價而起作用。人們對翻譯總是心存懷疑，甚至把翻譯比作仆人的工作，認為翻譯首先要服務于原作及原作者。而譯者也在努力“讓自己變小”，甘愿臣服于原作與原作者之下，默默無聞地充當一名復述者（而不是寫作者），成為讀者與外國作品之間謙遜的中介。這種狀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是結構主義的翻譯觀所造成的，結構主義翻譯觀深受哲學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影響，認為原文具有確定的意義，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體，因而在翻譯中譯者的地位遜于原作者的地位，譯者必須仰視原文及其作者，將這兩者視為翻譯中的本原，把再現(xiàn)原文的確定意義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以求得譯文與原文之間的等值。

然而，隨著20世紀西方哲學發(fā)生的語言學轉向，認識論的主體哲學轉向了語言論的解釋哲學，語言學的理論模式被當作一種新的認知范式、一種參照體系，來對過去的哲學問題和認識重新進行審視。同樣，語言學轉向也給翻譯研究帶來了深深的觸動，譯者孜孜以求的確定意義遭到前所未有的顛覆，原文的意義失落于無限的解釋的可能性。傳統(tǒng)的語言觀認為“人是意義的主宰，人使用語言來表示自己的意思；語言符號與語言的意義之間則是一種自然的、一一對應的關系”（盛寧，1997：53），因而，語言就是意義載體，透過語言，人們便能對它后面所隱藏的意義一目了然。隨著索緒爾提出了符號的人為隨意性、意義由各符號之間的相互差異所決定等獨創(chuàng)性的觀點，語言被認為是先于人的一種存在，傳統(tǒng)語言學所倚重的語言的“透明性”不復存在。語言是一個“自足自律”的系統(tǒng)，而人們認為自己所把握了的客觀世界，或說意義的世界，其實都只是由語言構成的那個世界的對應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過去認為是很穩(wěn)定的‘意義’，由于語言本身的性質和語言結構自身邏輯的作用，就變成了一種極不穩(wěn)定的能指符號的滑動”。于是，意義不再可能一目了然，而必須依靠闡釋才能獲得，唯一的、具有權威性的意義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解釋的無限可能性。這就使得譯者有充分的理由開始尋求擺脫所謂的仆人狀態(tài)，打破原文及原作者的束縛，不再為原文的意義而困擾，并由此走向對主體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