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1日，據譯雅馨深圳翻譯公司獲悉，法律是通過一種作用于社會的權力來規范人類行為的，而這 種權力的產生縱有千萬種淵源，其賴于生存的媒介只能是語言符 號。事實上，人類正是依托于語言符號才得以生活于一個豐富多 彩的世界之中。符號化是人類的基本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中的 任何意義，唯有依賴人類創造的符號，才能得以理解和傳承。如 果沒有語言符號，那么，綿延了近兩千年的中國傳統律學又何以 為世人所見證。

無論于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就是一種 語言符號的運用。誠然，這種運用是權力機關為維護政權統治的 必然反映，而語言符號對于法律的影響卻未必直觀。因為表面 上，法律的創立和執行都是人類意志的表達，即這種表達始終處 于人類的掌控，但實際上法律作為一 •種權力的體現，其本身不以 個體的意志為轉移，故而法律所秉承的是一種相對的確定性，而任何一種確定性的表述，都離不幵某種范圍的界定。一旦范圍確 定下來，語言符號就會努力將客體郁于某個范圍之內，以詮釋這 種確定性。而反觀范圍的產生，并不是某個單一因素作用的結 果，它是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觀念等各領域共同作用于社會的 結果。這就是說，確定性的產生可if?錯綜復雜。同樣，從理論上 來看，要想改變這種確定性應該也非易事。

然而，在實踐中，不變只是相對，確定性并非絕對。雖然在傳 統法學理論中，引導人們思考的軌跡一直指向著法律的明確性， 但是學界對于法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討論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法律是一種具有權力性的社會規則，而這種權力并非單純的馬克 思主義權力觀中所表述的政治權力。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認為，“如果我們在看待權力的時候，僅僅把它 同憲法，或者是國家和國家機器聯系起來，那就一定會把權力的 問題貧困化。權力與法律和國家機器非常不一樣，也比后者更復 雜、更稠密、更具滲透性”（1971: 161)。且不去評價這種帶有濃郁 的后現代主義色彩的思想本身，但至少福柯的思想將我們對于權 力的評價帶入了一個微觀的領域。同時，福柯又將這種權力與話 語聯系到一起。他認為，哪里有話語，哪里就有權力，并進一步提 出了知識與權力共生的關系。在每一個個案中，總是有人掌握著 話語權，而這種話語權又是基于對法律或是先例的理解，因此可 以認為，法律的確定性從實質上來說，首先寓于話語權中。故而， 只有話語權基于的對象是確定不變的，法律才有可能具有確定 性。而無論于何種法系，話語權基于的對象，其唯一載體正是語 言符號，所以語言符號對于法律確定性的影響就變得尤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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